年近40的狄增峰既是科学家，又是管理者。他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科研部部长，同时也是该所的半导体材料科研人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简称上海微系统所）原名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工学研究机构之一。在九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上海微系统所始终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调整科研布局，发挥了对国民经济建设的骨干引领作用。

张伟才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的党委书记兼副站长。40岁的他一路从大草原走来，从技术人员到“科学管家”，他说他是这个时代的幸运者。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简称东海站），始建于1960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主要从事水声导航技术、水声定位技术、水声探测技术、超声应用技术、数字通讯及信息处理技术和医疗声学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和开发。

吴成铁从事的领域叫“3D打印生物活性材料”，拆开来看，便包括：“3D打印”“生物”“材料”。他的科研路也是沿着这三个方向逐一行进，而后交叉汇聚的。吴成铁大学本科学的是无机非金属材料，硕士阶段开始研究生物芯片。硕士毕业后，他就到如今工作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一步深造，攻读生物材料的博士。在这里，吴成铁将生物与材料结合。

年近40岁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人工晶体研究中心主任苏良碧，进入新材料领域已有16年，他具体研究的是激光晶体。10多年前，苏良碧和同事一起研制的新材料，出口后用于德国、奥地利的激光装置；现在，他带领团队，为中国正在崛起的国之重器“量身定制”新材料。“以前，业界专家评价我们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国内研制的新材料，在国外用；而今随着中国大科学装置的兴起，我们是‘墙内开花可以墙内香’。”苏良碧说。

40岁的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友利，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科研的原动力是什么？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简称：植生生态所）瞄准植物、微生物和昆虫的重要生理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科学前沿，面向我国可持续农业、生态环境、生物能源及生物制造的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原创性、系统性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2018年，国际首例人造单染色体真核细胞在这里创建。

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个“渑池之会”的典故，讲述了蔺相如机智保护赵惠文王的故事。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程，就出生于河南省渑池县的一个农村。现实中，渑池是王鹏程最初萌生“研究植物抗旱节水”想法的家乡，而他的责任在于保护“植物”。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战略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生态环境污染日益突出，资源的高效利用成为中国化学工作者重视的问题。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简称：上海有机所）研究员黄正是个擅长变“废”为宝的人，他利用高效的催化体系，把简单易得的烷烃或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聚烯烃废塑料，转化成柴油、表面活性剂等高价值化学品。

“路遥知马力，科学家最宝贵的动力就是兴趣”，40岁的上海有机所青年科学家董佳家说。他有一个牛“导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夏普莱斯教授(Karl Barry Sharpless)。在董佳家的眼里，导师便是一个以兴趣为生的人。董佳家在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夏普莱斯教授实验室呆了6年，2015年回到中国。在董佳家现在的办公室里，还贴着一张导师曾赠予他的剪报——一张“六角恐龙”的报道。

兜兜转转15年，于海军终于还是与药学结缘了。于海军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1978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质谱技术服务部负责人周虎，原是个计算机爱好者，却在“机缘巧合”下做了生物学研究。

“我只有努力这一条，没有别的优势。”黄敏说。她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研究的是分子靶向抗肿瘤新药研发和肿瘤治疗学。

年近40岁的王岚峰，并不是一个学霸，却是一个足够努力的人。他有一句座右铭：你可以不是最聪明的，但必须是最努力的。

“病毒像个小偷”，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龙钢说。病毒，在常人看来，唯恐避之不及。在他这，则是相伴19载的研究对象。

“你可以做圆的、方的、尖的、椭圆的，甚至两个车轮形状的……”，40岁的卫星设计“梦想家”刘勇说。

007年，官轮辉从日本回国的时候，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刚起步，新能源电池材料研究正兴起。这几年，行业迅猛发展。

对40岁的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员张健而言，化学是门奇妙的学科，而他用它来探索能源环境难题。

当今，万物愈发智能，包括材料。40岁的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涛，研究的便是智能高分子材料。

40岁的张驰，是一个与未来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装备“共舞”的人，他是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精密运动与先进机器人技术团队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