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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能否“点燃”社区自治热情
2017年12月21日 10:43   来源:解放日报  

  上海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2011年在杨浦区启动后,已经经历了六年多的探索,然而时至今日,效果仍难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更有调查指出,上海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还不到四分之一。

  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政府部门、社会多方力量都在努力,其中,社会公益组织的作用不可忽视。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目前有20多个社会公益组织在参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不过,社会公益组织似乎总会遇到一道门槛:面对他们这些“墙外人”的劝说和引导,社区里的居民会买账么?他们的“招数”,能奏效吗?

  全面排摸调研“对症下药”

  “肯定不买账,我们的志愿者还曾经被当成推销员赶出来。”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项目总监郝利琼坦言,社会公益组织在促进垃圾分类上更像是“幕后英雄”,发挥协调社区内外各方资源的长处,而不是代替居委会、业委会做社区里的“老娘舅”。

  她表示,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在全世界都是难题,只靠苦口婆心、挂横幅和发垃圾桶,很难解决问题。社会公益组织要做的,是通过调查,掌握一个社区的特点,进而设计出一套社会动员机制,用社区内外的资源搭配出“配方”,让社区里的居民真正行动起来。

  据业内人士介绍,一般长期进驻一个社区前,社会公益组织都要做至少一次的全面排摸调研,掌握社区管理层情况、社区基本情况(尤其是租户占比、少年儿童占比、现有志愿者队伍情况等)、社区硬件配备,有必要的话甚至会去翻社区的垃圾桶,直观了解垃圾分类现状。

  “根据调查结果将社区归类,对症下药。”上海霏霖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秘书长周美峰以上海某区为例介绍说,区内社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社区管理层和居民都没干劲,只能做到按规定设置标准垃圾桶。第二种,社区管理层有干劲,也有办法,居民的生活垃圾基本做到干湿分离,同时建有绿色账户积分和兑换体系。第三种,社区管理层和居民的积极性高涨,不依靠小区保洁员的二次分拣,居民自主就能做到垃圾分类,甚至比常规的四种分类分得更细;整个社区形成了稳定的道德约束环境,居民之间互相帮助和督促垃圾分类。

  周美峰坦言,第三种社区只是凤毛麟角,约有五六成社区目前属于第二种,剩下三成多还处于第一种这样的“原始”状态。

  主要原因之一是“冷漠”。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翼表示,经济、观念都在发展、改变,许多人因此不断流动,生活方式无法稳定下来,成了行为不受组织约束的“单细胞生物”,而许多社区就是“单细胞社区”——人与人之间没有来往,各顾各的,在对待生活垃圾分类等带有公共属性的社区事务上,更是冷漠的,始终持“和我无关”的态度。因此,要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就必须在人与人之间,在生活垃圾和居民之间构建起情感关联,让居民认同生活垃圾分类是社区的事,也是自己的事。

  促进分类要有“公共空间”

  探访多个参与促进垃圾分类的社会公益组织后,记者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公共空间”。许多社会公益组织一致认为,社区里形成一个公共空间,是促成生活垃圾分类的必要前提。

  “我看到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郝利琼说的是浦江镇的一个社区,2014年,爱芬环保进驻该小区推动垃圾分类。起初,小区大门口有一个垃圾投放点,摆放了几十个垃圾桶,脏乱差。在社会公益组织的奔走下,被改造成一个固定的垃圾箱房,由专人管理,不仅整洁一新,外墙还画上了彩绘。

  接下来的事,让不少人大吃一惊:到了夏天,由于管理得好,没什么异味,垃圾箱房旁的空地竟成了小区居民的“公共客厅”。一些居民扔完垃圾,没什么事,就坐在门卫师傅搬出来的各式板凳上,抽烟、喝茶、聊天、打羽毛球。其他的居民来扔垃圾,一看这么多人坐着,一旁又有管理员劝导,很快养成了分类的好习惯。

  原来,这个社区的居民大部分是本地动迁户,从附近几个村整体搬迁而来,以前经常聚在一起“嘎三胡”。搬新家后,一直没找到公共空间,没想到因为垃圾箱房改造而“歪打正着”。

  有些公共空间是用无形的群体压力来倒逼居民做到垃圾分类,有些公共空间则更加“高级”:让居民看到垃圾分类的好处,激发他们内心的认同感,从而构建起强大的情感关联,主动自觉地去做垃圾分类。

  静安区悠和家园就是一例,在社会公益组织的指导下,原本破旧的垃圾箱房被改造成带有屋顶花园和“一米菜田”的“悠和绿站”。居民可以拿着湿垃圾堆肥而成的有机介质来种花种菜。天气好的时候,不少居民扔完垃圾,愿意到屋顶花园松松土、聊聊天,还能领到垃圾箱房种出的蔬果、鲜花。很多不认识的人借助垃圾分类彼此认识,并且更加“痴迷”于垃圾分类和各类衍生活动。

  “其实,打造公共空间来促进垃圾分类的灵感,源于以前遇到的矛盾。”郝利琼表示,一些楼层较高的社区,为了试点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必须撤走楼层里的垃圾桶,又或者在小区空地上增设一个垃圾箱房,这些“敏感”行为往往引发居民强烈反应。不过,通过一次次协调,她们发现,当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居民等各方坐在一起,把问题摊在台面上多次充分沟通后,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彼此理解,达成一致的。所以,解决垃圾分类方面的问题,需要“面对面”,而打造一个公共空间就是促成“面对面”的有效途径。

  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感”

  不少专家抱有这样的观点:生活垃圾分类将是中国社区自治肌理形成的“敲门砖”。这并非言过其实,在社会公益组织的引导下,一些社区已经开始尝试用生活垃圾分类来“点燃”居民自治的热情。

  在惠工新村,有一项“银杏助老计划”,每月两次从社区居民处收集而来的可回收物,由霏霖公益变现后,交还给小区自管会,定向捐赠给困难老人。

  如今,一个升级版的“银杏助老计划”正逐步被复制推广到其他社区。在泰东、汇东小区,霏霖公益正结合垃圾分类做一个社区自治的试验:依旧是每月两次从社区居民处收集可回收物,但如果居民按照废塑料、废纸、废铝罐、废弃电子产品等分类进一步细分了可回收物,每次可从志愿者处领取一枚“粉红币”,借助这枚“粉红币”,居民可以在社区内行使一个公益项目的投票权。

  在霏霖公益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两个透明的“投票管”。周美峰告诉记者,假设泰东、汇东小区每个季度要开展一项社区公益活动,那么就要在征询居民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活动预算的实际情况(预算来自居民交投的可回收物变现),挑出两个备选方案,让持有“粉红币”的居民投票。最终哪根“投票管”里的“粉红币”多,就开展对应的公益活动。

  “是慰问孤老,还是给车管会的志愿者采购棉背心,决定权在于对垃圾分类作出贡献的居民。”周美峰表示,虽然这些都是“小事”,但这样的形式可以增强居民在垃圾分类上的参与感,让他们觉得垃圾分类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同时也让垃圾分类成为社区自治的一个切入点。她们将在试点成熟后,将“粉红币”推广到更多社区,推进垃圾分类和社区自治,一举两得。

  “总体而言,整个社会的意识这几年有了很大变化,我们进入社区开展工作的阻力小了很多。”郝利琼自信地表示,社会公益组织将来能在垃圾分类上更有作为。

  一组数据也间接地证明,各方力量促进垃圾分类的努力没有白费。以垃圾产量较高的7月为例,2016年该月上海日均处理湿垃圾约2400吨,而今年同期的日均处理量增长了10%,显示垃圾分类得到了有力执行,更多湿垃圾被分离了出来。(解放日报记者 陈玺撼)

注:请在转载文章内容时务必注明出处!   编辑:王丹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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