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新闻3月28日电(李秋莹)自20世纪初首次发表以来，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虽饱受争议，但同时更受到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广泛重视与推崇。韦伯在这部作品中独辟蹊径，从16—17世纪“禁欲主义新教”塑造的生活伦理及其历史演变中梳理、辨识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出身”。这项精神史的考察，揭示出看似极度悖反的历史谱系关联，其反直觉的论断深深震动了韦伯的同代及后来的学人。这部著作展现的观点、论述与方法论，使之当之无愧成为“20世纪最富生命力的著作之一，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部主要经典”。

　　中国读者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国内兴起的韦伯热正是以此书中译本的出版为最重要的助推，此后数十年间，此书为一代代学人与大众读者研读探究。然而，毫无疑问，《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身并不易读。尽管它的正文篇幅不长，但韦伯在修订时为它增补了大量注释，其中既包括对正文论述的重要补充，也包含不少同时代人对这部作品的批评和韦伯的回应，澄清了许多论点。这就要求读者花更多精力对两部分做整体把握。更重要的是，此书百余年的传读史中有若干客观因素为中国读者准确理解其义设置了障碍。一方面，论述核心中的理性资本主义、禁欲主义新教观念以及作为背景的近代西方政治社会背景，都与中国社会生活有较大差异，这造成了著作和读者间的隔膜，一定程度上促生了“文化决定论”等误读。另一方面，此书的传译路径复杂，既有依据几种经典英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也有晚近的德语直译，译本之间对个别关键概念的理解有不小的出入，继而直接影响了读者对此把握的精准度。此外，正是由于韦伯命题的广为人知，它日益被用作一种简便教条，这种做法既将韦伯的论点剥离了限定它的具体理路与立场，也抹去了该书宝贵的方法论启示，无疑使韦伯命题远离了它的本来面貌。

　　鉴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重大学术价值以及各方面的阅读困难，一本细致准确的导读书无疑能为初读韦伯的读者提供有效助益。近日，在韦伯诞辰160周年之际，由光启书局和活字文化出版的《理性的反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便可实现这项功能。本书为重庆大学社会学学者李放春教授所撰，主体部分脱胎于作者在高校多年耕耘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精读课程，依据韦伯作品的原初结构，对其进行有点有面的切近梳理、分析和评述， 深入剖析韦伯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诸多议题，为读者清晰展示一个社会学经典命题的全貌。同时，在保证学术性的前提下，本书竭力避免了表述中的诘屈聱牙，做到深入浅出，使文义通俗易懂。

　　针对上述直面原典的困难之处，作者在本书中以多种途径加以攻克。首先，作者在导读和注释中尽可能地为读者提供了与韦伯论述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仅大量补充了作为研究对象之背景的宗教改革后西欧社会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情状，也充分述及作为韦伯立论语境的个人经历以及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学术、文化语境，指明了韦伯命题的思想渊源及其所面对、试图处理的历史事实。其次，对于韦伯使用的若干重要概念，例如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个体”、作为概念图式的“理念型”等，作者在韦伯的论理脉络中广泛比较了德语原文及英、中各主要译本的理解同译法，在错译与差异之中回顾了此书的接受史。

　　导读以外，本书的第二部分亦收录了作者的两篇相关研究论文。它们关注的不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的实质问题，而是他在其历史考察中展示的技艺、运用的方法、采用的策略及其背后的历史意识，鲜明地点出了作者的问题意识之所在。作者敏锐地意识到韦伯的历史叙事中隐含的“反讽”意味：资本主义精神并非新教禁欲主义的目的，后者对前者的孕育纯粹是无理性的，从宗教革新者们的原初动机到其世俗的结果之中充满了历史的悖谬与反讽。继而，作者又挖掘出了“反讽”意象之下韦伯采用的“历史方法”，即传承自尼采的谱系学。

　　以全面导读为基，辅以理论解读之深化，《理性的反讽》无疑能为有意走近韦伯、走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读者担当思想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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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秋莹